這幾天在餐廳裏聽到了一對父子的對話，內容如下：
父親：「兒子啊，有機會就去那些自由民主的國家生活吧，那種地方才適合你！」
兒子：「我比較喜歡香港，我們在這裏很自由不是嗎？」
父親：「你不懂，這裏是專制、人治的地方，大陸終究會把上面那一套搬過來，到時你的生活會很不方便，不小心得罪了權貴還會惹上麻煩，只有那些歐美已發達國家才有真正的法治和民主。」
（孩子點點頭示意明白）
我一點都不懷疑這位父親對孩子的關心，和真心的希望他能「在對的地方過上好的生活」的意願、我也不否認擁有完善法治基礎的國家，比起專制人治的社會更加文明進步。然這段對話表達了一個狀況：西方確實很成功的把一些「概念」植入了我們的文化之中，令我們竟全然接受，並放棄了這些「概念」的延伸問題。
西方經常強調，我們應防止國家權力對自由的侵蝕、對人民的壓制，時刻警惕統治者和人民的關係，防範專權與暴政。在長期耳濡目染下，我們認為只要把統治者或政府的公權力鎖死在籠子裏，制約它的能力就符合民主精神。問題來了：「把公權力關進籠子後，誰留了在籠子外面？」我們總擔心政府權力過大，卻幾乎沒有人會問：「資本」的力量由誰來制衡？
在新自由主義下，市場是萬能、資本自由流動、任何政府干預都不該存在。跨國資本支配了社會，凌駕政府，取得左右國家政策、立法、修改國際經濟遊戲規則的最終權力，並進一步剝削弱勢社群。窮人無能力累積財產，只能日夜盼望着一個為人民福祉着想的強勢領導出現，「劫富濟貧」一下。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句話，說起來似是理直氣壯，卻得看「於誰而言」：在擁有海量財富的資本家眼中，這句話自然是金科玉律；但對裸露於無情市場力量，慘被無止境地奴役的貧苦百姓來說，這比髒話更難聽。
自由民主的敵人，可不只有極權和專制政府，還有肆意剝削窮人生存空間的資本力量，二者同樣霸道，對公民社會的傷害並無二致。不過，資本家早已以「自由」之名，把貧富差異解釋成市場「公平競爭」下的結果，把他們擁有用之不盡的財富和「你們」（指窮人）永遠無法擁有財富加以合理化。然後，再把窮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政治上的不公和統治者的不作為上，製造社會動盪。這就是今日的世界狀況，唯看得明白的人，不是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