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慧思這位英國最短命的首相,上任45天便被迫下台,她最大的爭議便是她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近乎於原教旨主義,未有審時度勢,固執地相信減富人稅可激活經濟增長,卻沒有政府財政支持,亦無視英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正在加劇,結果連國際市場也無法接受,英國人民更作出激烈反彈,令保守黨不得不向這位新黨魁逼宫。
問題是,卓慧思在保守黨有多少代表性?不要忘記,她在兩個月前競選黨魁時,不少保守黨黨員向她的政綱拍手掌,給她投下一票,期待她成為戴卓爾夫人第二。事實上,戴卓爾夫人的一套新自由主義主張早成為保守黨引以為傲的遺產,即使早前與卓慧思競逐黨魁的辛偉誠,一樣以戴卓爾夫人為榜樣。
究竟戴卓爾夫人主張和新自由主義是怎麽一回事?
戴卓爾夫人崛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的英國工會勢力強大,國營企業效率奇低,私人市場面對重重關卡。更甚者,經過戰後三十年凱恩斯擴張經濟時代的經濟榮景,到了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加深了當時的經濟滯漲。此刻,極度信奉自由市場的戴卓爾夫人乘勢而起,她要扭轉這個局面,遂推出她的新經濟藥方。
戴氏如僅靠她一人之力,當然難以把她的主張成為一個主宰世界的潮流,她的最重夥伴為時任美國總統列根,由他們這兩位英美領袖帶頭力推的新自由主義,即自由市場主宰論,原本只是一個經濟學上的「主義」,這次不僅改變了有關政府在治理上的意識形態,還全面擴展到社會各領域,這包括房屋、醫療、教育、文化,以及社會關系如勞資關系等。一切朝着企業化經營、講求績效與效率,工會受打壓,工人力量給大幅度削弱。
踏入八十年代中,屬蘇聯集團的東歐,特別是東德,民心思變。列根站在柏林圍牆上高呼拆掉這堵牆,戴卓爾夫人便跟着和他振臂一呼,共同須掃除任何阻礙資本流通的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法律規範、環保意識,以至國與國的疆界。如果無法拆掉柏林堵牆,結束冷戰,資本便不能全球流動,由西至東,全面滲透。
因此,「拆掉這堵牆」後,跟着有「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式展開,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進入黃金時間,至於冷戰時期受阻隔的地區也相繼發展緊密的經濟關係。戴卓爾夫人曾興奮地響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這已別無另類選擇了!」(There is no alternative!)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不僅要掃除阻礙資本流通的障礙,同時也要掃除另類社會的想像空間。
戴氏和列根所揮舞的旗幟就是自由,學術界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革命。其實,這場革命不新,有人把它看成是大蕭條前放任政策的回歸,並以全新姿態出現,反擊凱恩斯的鑲嵌型自由主義。批評者指這實在是一項極端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計劃,目的是要重建資本的累積,而且向全球推進;在政治方面,則是要恢復經濟精英在凱恩斯政策時代受到削弱的權力。
事實的確證明,由新自由主義帶動的去監管全球化和金融化,以求更快的資本累積,結果令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斷惡化,社會貧富兩極化,地域發展愈益不均。無論是民主體制還是獨裁政體,都面對着相同的衝擊。高失業、高通脹,已成為全球的殺手。思想家傅立葉早已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世界總資本積累以天文數字增長,遠遠超出世界總工資和總消費市場的增長。
換言之,資本過剩/生產過剩,才是導致世界性失業問題的核心原因所在。更何況,金融全球化令西方工業國紛紛遠離實體經濟。可是,作為世界主導者的美國,沒有對症下藥,反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量化寬鬆,令到全球經濟泥足深陷。
因此,近年不少人提出「脫全球化」,這即是要擺脫由國際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嘗試推行的另類全球化運動,這即是要去中心化,提倡多元理念,把新自由主義從神壇拉下來,建立「安全、平等、團結」的全球治理新範式。
就在這個背景下,卓慧思竟還欲以戴卓爾夫人的舊藥方去處理目前的英國經濟問題,怎不會引起民眾抗議,她的黨友政客亦因要保住選民而把她棄掉,但新自由主義思想仍如幽靈在保守黨內不散,靜待時候伺機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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