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五年前的五月十三至十六日，發生在印尼的大暴動，歷史上稱之為「黑色五月暴動」，被視為繼六五年排共排華後，另一場針對華裔少數族群的排華事件，有印尼華人現在憶起往事仍潸然淚下，今年剛好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印尼華人社區計劃為當年遇害的華人進行悼念活動，並回顧印尼民主化進程和華人參政之路。想不到「黑色五月暴動」不僅為印尼這個千島之國帶來了民主契機，同時也為華人打開了參政的大門。
在一九九八年五月的歷史時刻，筆者指適逢其會，當時印尼人剛經歷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印尼經濟受到重創，民不聊生，人民走上街頭，從經濟訴求轉到政治訴求，再有暴徒借機發難，到處打搶㧜，不過，最駭人聽聞的，要算是暴動中對華裔婦女的凌辱，使得全世界華人怒吼，並醒覺到印尼的排華情緒，猶如陰魂不散，心底裡自然產生了一千個為甚麼。筆者也是帶著這許多的為甚麼，踏上飛往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航班。
當年筆者戰戰兢兢地在雅加達機場等候過關，並準備填寫海關申報書，赫然發現在第十四項的一欄指出：麻醉藥、武器、軍火、色情刊物、無線電話，以至中國藥材和華文刊物，都是被禁入口的東西，心裡暗問，為何華人成為被針對的對象？
第二天，筆者迫不及待去探訪位於雅加達北部的華人商業區格羅都克（Glodok），早年稱為草鋪，即唐人街的意思。下午的太陽特別猛烈，而在五月暴動中被火燒的店舖、商場以至酒店，成為慘不忍睹的廢墟。居住在格羅都克華人區的，大部分是純血統的華人，即多年前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印尼人稱他們為Totok，解作「純」的意思。他們通曉中國語言並保留中國文化，又會閱讀華文刊物。
在該地區經營小商店的陳老伯在暴亂中也成為受害者，他的店舖被搜掠一空。他告訴筆者，在蘇哈托時代，由於華人參政受限制，只能在商界發展，因此便出現了不少華裔大富豪：林紹良、林德祥、彭雲鵬、蔡道行、李文正等。印尼有人不斷重覆陳述這個現象：在這個東南亞最大的國家裡，華人人口雖然有六、七百萬，佔二億人口的百分之三，但在私人經濟領域中已操控百分之七十多財富。他們更被指與蘇哈托的獨裁政府「勾結」，以創造更多財富。
可是，在另方面，他們對印尼的「忠心」卻又受到最大質疑。在一九六五至六七年間，印尼發生反共政變，其中政府指控印尼華人社群隱藏有很多、很多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遂展開大搜捕、大屠殺的排華事件。到了一九九八年，印尼受亞洲金融風暴衝繫，經濟瀕臨崩潰，印尼人除歸咎蘇哈托的貪腐的獨裁政權外，又把矛頭直指富可敵國的華商。
當年最為香港人所熟悉的印尼富商林紹良，他亦深受五月風暴的打擊。在印尼，大部分工商界人士都知道，早於蘇哈托政變之前，林氏和蘇哈托的關係早已建立。後者於一九六六、六七年間成功奪權，坐上總統寶座後，涉嫌對林紹良這位「老朋友」給予無數經濟甜頭，讓他奪得利潤豐厚的專利權。
林紹良遂在銀行、食品及電訊行業大展拳腳，發展成為擁有超過五百家附屬公司的三林集團（Salim Group），他不但是印尼大亨中之大亨，更是東南亞首屈一指的富商。自蘇哈托下台後，印尼原住民對涉嫌曾與舊政權勾結的華商大亨，不滿情緒不斷上漲，不少華裔富商都設法攜帶巨額資金落荒外逃。
當我做了一輪採訪後，我發現印尼人其實不是排華，而是仇恨與蘇哈托勾結的經濟精英，而華裔窮人反之與印尼本土人相處和洽，甚至通婚也很普遍。換言之，該場暴亂其實是窮人鬥有錢人，華人成代罪羔羊。
不過，暴動把緊執權力三十二年的蘇哈托轟下台後，接任的哈比比上台即解除華人黨禁，到有華裔血統的前任總統瓦希德，以及後來梅嘉雅蒂當政，努力推動種族和諧，印尼華人終於在危機中有機會尋求轉變，走出困局。事實上，自「五月暴亂」後，華人社群隨即醞釀組黨的聲音，積極動員華人關心政情，爭取擴大華人生存空間，避免繼續在政治動盪中成為犧牲品。
經過二十五年的民主進程，過程雖有跌跌踫踫，但上次即二零一九年的大選，佐科 . 維多多能打敗蘇哈托二女婿普拉伯沃將軍，可以說是成功作出世代更替，印尼民主踏上新的里程碑。而上次大選也可讓我們看到史上最多華人參政新氣象，幾乎每一個政黨，都有華裔候選人。不過，華人參政之路並不是坦途，且讓我們看明年的印尼大選，華人能否在政壇打開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