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拜登則以「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來為他的外交政策定調。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舉措，早在奧巴馬時代，拜登為副總統，後者為前者推動重返亞太地區策略，背後目的明顯衝著中國崛起而來。
上周三拜登上任後首次出訪歐洲，出席G7和北約峯會之前，他高呼「美國回來了」，這只不過是「重返亞太區」的擴大版，就是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拉攏新夥伴，甚至連俄羅斯和土耳其也可以化敵為友，目的只有一個：抗衡中國。對拜登而言，戰線不要拉得太開，只要集中打擊一個敵人便可，這可能就是他在任期間所希望達到的主要政績。
「美國回來了」就是拜登要親自團結和率領西方陣營及可結盟的戰略夥伴，以結束特朗普的單邊及孤立主義。伴隨著「美國回來了」，有另一口號就是「西方回來了」（Return of the West）。最近歐洲不少媒體都是以此來形容拜登的到訪，當然亦有好些媒體為這個口號背後打上問號。
究竟大家對西方的定義是否一致，又以什麼標準來定義？連歐洲各國對歐洲人的定義都莫衷一是，導致民族與部落主義近年在歐洲冒升，美國又何嘗不是？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回來了」，歐洲好些調查顯示民眾都對此沒有很大的信心。
無論如何，由美國帶頭的「西方回來了」，乃是建基於一種充滿困惑和焦慮的心理狀態，就是對過去由西方領導的世界秩序，有感受到威脅，甚至走向去西方化的發展方向。近年有一個名詞Westlessness被美英提出來，如果直譯正是「去西方化」的意思。
去年在年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歐美國家代表之間，便曾就「去西方化」有過熱衷的討論，並承認西方的主導性正在衰落中。當時大家一方面感到非西方陣營的來勢洶洶，另方面又深受特朗普政策「美國第一」的困擾，質疑美國眼中只有自己。
美國歷史學家Michael Kimmage去年出版其著作《對西方的遺棄》（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針對去西方化的焦慮，就其來龍去脈作出詳細的梳理。然而拜登上台很快便成為上述焦慮的安慰劑，因為拜登一上任即擺出一個救世主的姿態，他張開雙手，高呼「美國回來了」，潛台詞是讓大家盟友重修舊好，美國再次成為西方陣營最堅強的後盾。
有趣地，今年二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便從去西方化的焦慮，變成「跨越去西方法」（Beyond Westlessness），指出美國新總統有望振興西方。而拜登也信心滿滿表示要為世界打開新紀元，而他今次歐洲之行正是新紀元的第一章。他說，西方文明和東方專制又要來一次全球大踫撞了。
英國首相約翰遜亦急不及待，表示有意創立「D10」，即由十個民主國家組成聯盟，發展5G設備等技術的替代供應商網絡，以降低對中國技術的依賴。對於英美陣營而言，必須從振興西方到去中國化，以此來療癒他們的焦慮，難道這果真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非要借屍還魂不可？看來，特朗普走了，拜登來了，中美關係之路更是崎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