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的文章想要從我的兩位朋友：C君和K君的故事講起：最近與一位90後的朋友C君聚餐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C君是香港大學畢業生，成績優異，屬於學霸的等級，現於大公司擔任中職管理人員，月入5萬多元。雖然出身基層，住在公屋，但他幾年前仍以700萬港元在新界西購置了一個三房物業。然而，隨著樓價暴跌，他的房產貶值200多萬，成為負資產。言談之間，他透露了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不知該如何應對。
C君的遭遇，讓我不禁聯想到另一位前輩：60後的港大畢業生K君。K君主修的學科跟後來從事的工作幾乎和C君一樣，不過在他30多歲時，第一套買的房子在中半山而已。即使近年樓價下跌，他的房產仍增值數倍。觀乎兩位朋友，同為各自年代的精英，努力工作，目標都只是「有屋自住，養妻活兒」，但生活質素卻天差地別。為什麼社會在進步，科技在發達，但像C君這樣的年輕人卻活得比以前更艱難？
表面上看，社會的整體產出在增加，但多數人的生活並未改善，甚至變得更差。這背後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現實：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英國記者Oliver Bullough曾寫書中揭露這個現象：全球的「地下經濟」超越國界、暗中運作，財富一直被少數人掠奪，普通人則被壓榨。無論是獨裁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領導者、官員、資本家、銀行家等，都與那些穿著整齊、專業的律師和會計師聯手，構建了一個龐大的「金權帝國」。他們通過複雜的金融體系和法律漏洞，將財富轉移到境外，逃避稅收和法律監管。例如，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其競選主任Paul Manafort被揭發通過空殼公司洗錢，而這些公司註冊在倫敦一個不起眼的位址，與全球數千家公司共用同一地點，構成了一張複雜的洗錢網路。
在Paul Manafort的客戶群中，烏克蘭前總統阿努科維奇的案例更是令人觸目驚心。他在任期間，通過貪污和受賄，將總統官邸打造成一座奢華的私人宮殿，甚至將7萬英畝的自然保護區劃為私人領地。然而，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卻被層層轉移，最終隱藏在列支敦士登的匿名基金中。這種貪腐行為不僅榨乾了國家資源，也讓烏克蘭的普通民眾陷入嚴重的貧困。有人以為，貪腐只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但這並非現實。如果沒有那些在西方「文明國家」中的各種專業人士的協助，獨裁者不可能成功。專業律師、會計師團隊為獨裁者和貪官們提供「合法」服務，教唆他們將非法所得轉移到境外。例如：尼維斯政府的「保密生意」。瑞士的銀行嚴密制度、巴拿馬的空殼公司、澤西島的信託、列支敦士登的基金會等，共同構成了「金權帝國」的基礎。這些機制使得貪官即使被本國法律制裁，其財富也能安全地轉移至境外，惠及子孫後代。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士以其嚴格的銀行保密制度成為全球富人的「金權帝國」入口：富人將現金存入瑞士銀行，享受絕對的隱私保護，即使這些資金不產生利息，甚至需要支付保管費。然而，瑞士銀行的局限性在於，資金難以流動。如果存進銀行的錢拿不出來花，那又有甚麼用？20世紀60年代，聰明絕頂的銀行家西格蒙·沃伯格（Siegmund Warburg）發明了歐洲債券（Eurobonds），將境外美元資金轉化為可流通的債券。這種債券具有匿名性和靈活性，成為富人隱匿和轉移財富的重要工具。通過這種方式，非法所得與合法資金混為一體，「髒錢」最終都洗乾淨並在全球流通，成為了非法洗錢「魔高一丈」的先驅。「金權帝國」的存在加劇了全球貧富差距，也讓普通民眾承擔了更重的稅負。富人通過境外金融體系逃稅，而政府為了維持公共開支，只能向中低收入者徵稅。當像特朗普這樣的億萬富豪，每年只需繳付750美元的稅項時(比一個生產線工人還要少)，窮苦百姓把所有國家的開支扛在肩膀上。這種不公，正是導致像C君這樣的年輕人生活艱難的根本原因。
C君和K君的故事反映了社會進步背後的深層矛盾。雖然科技和經濟發展為人類帶來了便利，理應讓我們都生活得更好，但財富分配的不均和「金權帝國」的存在，卻讓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需要完善法律和監管機制，更需要全球合作，打破「金權帝國」的壁壘，讓財富回歸公平分配。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真正實現進步，讓每一個人都能享有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