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日看《新聞透視》，談到香港年輕人的就業前景，當中提及不少應屆大學畢業生在求職時面對重重困難。這一代年輕人，其實並非不努力，只是他們所沿用的，往往仍是上一代熟悉的求職方式：臨近畢業，拍一張專業照片，整理一份履歷，然後寄出申請，等待回音。然而，在人工智能迅速滲透職場的今天，這一套方法顯然已愈來愈難奏效。
原因很簡單。當AI可以協助大量人快速生成格式工整、措辭漂亮、甚至近乎完美的履歷時，人力資源部門每天看到的，往往只是大量看似專業、實則高度同質化的申請文件。在一堆「標準答案」之中，僱主愈來愈難單憑履歷判斷一個人的真實能力。結果是，單靠傳統求職方式獲得機會的人，正變得愈來愈少；而對應屆畢業生而言，焦慮感自然有增無減。
昔日，名牌大學學生在Year 3時找到實習，畢業後順理成章留任，對不少人來說是常見路徑。可是今天，這條路也正在收窄。據一些校內人士所言，即使是本地頂尖大學學生，在跨國金融公司完成實習後，最終能成功轉為全職的比例，往往已不足一成。《新聞透視》當中有一位求職者，大學成績優異，GPA甚高，卻寄出二百封求職信，最後只有兩個面試機會。由此可見，現時職場競爭之激烈，已到了近乎殘酷的程度。
更值得憂慮的是，這種情況恐怕並非短期現象，而是正在持續惡化。職位供應正在收縮，但勞動力卻年年增加。每年都有新一批畢業生進入市場，即使今年市場勉強消化，明年又有另一批新人加入競爭。市場根本無法無限吸納。與此同時，很多公司聘人的邏輯也已經改變。今天的僱主，未必再像從前那樣重視你畢業於哪間大學、成績有多高，甚至未必特別在意你那張文憑。他們更在乎的是：你是否看得見公司的痛點？你一個人可以處理多少問題？你是否能夠即時上手，即時創造價值？
這種「即戰力」思維，對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而言尤其殘酷。因為很多僱主開宗明義只聘請有工作經驗的人，但畢業生本來就沒有工作經驗；而要累積經驗，前提又是先有人願意給他第一份工作。這是一個近乎無解的循環。政府無法強制企業聘用Fresh Grad，企業則繼續以風險最低、成本最少的方式用人。最後，被首先放棄的，往往正是那些沒有經驗、卻正準備踏入社會的年輕人。
至於本地公司，若由華人老闆主導，通常比外資企業多一點人情味，未必會大舉裁員。很多企業的做法是：盡量不炒人，但同時也不再請人。因為不請新人不至於打擊士氣，但一旦裁員，整體氣氛便會迅速惡化。於是，已有職位的人更不願離開，外面的人則更難進入。久而久之，整個社會的流動性下降，結構性問題亦會逐步浮現。這種困局，在香港其實才剛剛開始。
更深層的變化，是整個就業市場的模式都在改寫。過去那種有明確僱傭合約、有穩定保障的全職工作，正在慢慢減少；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零工、散工、短期合約、平台工作。這些工作保障有限，多數只是「餐搵餐食」。對不少大學畢業生來說，辛苦讀完書，最後卻只能靠零散工作維生，那種失落感可想而知。這個問題在香港仍屬初步浮現，但在中國內地，其實已經出現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談到AI對就業的影響，社會一向存在兩派看法：一派樂觀，認為新技術必然帶來新機會；另一派悲觀，認為大量工種將被取代。我自己其實較傾向前者。至少對某些工作者而言，AI的確令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以我自己為例，AI讓我能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更多產出，也讓我在工作之餘，較有餘裕照顧孩子。雖然仍然忙碌，但至少很多事情變得「做得完」。對個體戶、自由工作者、創作人而言，這種技術幫助是真實存在的。
我早前與幾位從事電影工作的朋友聊天，他們提到，過去有些年輕人即使有想法、有故事，想拍電影，最後也只能停留在空談階段，因為根本沒有資金聘請演員、租借場地、安排拍攝。很多概念，以前只可能留在腦海之中。但有了AI工具之後，原本高成本的創作門檻被大幅拉低。今天，一個有想法的人，確實有可能以相對低廉的成本做出作品。於是，關鍵問題不再只是「你有沒有資源」，而是「你有沒有靈魂」、「你想說甚麼」、「你有沒有值得表達的內容」。對真正有創意的年輕藝術工作者來說，AI未必是威脅，反而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助力。
同樣地，在這場變局之中，也一定會有人脫穎而出。這些人往往較早完成了思維上的轉變：他們不再把自己定義為「我掌握了某些技能，所以看看誰會聘請我」，而是改為思考：「我可以替一間公司解決甚麼問題？」在AI的協助之下，一個人可能不再只是做marketing，也可以兼顧graphic design、宣傳企劃、簡報展示，甚至產品發布。當一個人能夠跨越多個範疇工作，又懂得判斷AI生成內容是否真正符合業務需要，他就更有機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受益者。
《新聞透視》之中便提到一位兼職咖啡師。她也知道，長期做part-time終究不是辦法，於是主動向老闆提出，不如由她幫忙拍攝商品、放上平台銷售，看看可否改善生意。就在這個過程中，她慢慢承擔了更多職責，也逐步提升了自己的價值。這種主動發現問題、介入解決問題的能力，正是未來職場極其關鍵的一種競爭力。未必人人都要創業，但至少要學會以更主動的方式理解市場與僱主的需要。很多時候，AI不只是取代人，而是放大那些本來已經懂得思考和整合的人。
然而，問題在於，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完成這樣的轉變。更現實地說，大多數人未必懂得如此思考。因為我們依然活在舊有的成長邏輯之中：努力讀書，畢業，然後找一份工作。十個人裡面，可能有九個仍然是這樣想。若突然要他們自行創造機會、辨識市場需求、用自己的能力去填補缺口，很多人都會感到無所適從，甚至極度焦慮。這不是個人懶惰，而是整套教育和社會化過程，從來沒有這樣訓練過大多數人。
《21世紀的21堂課》作者哈拉瑞曾提到，AI帶來的一大問題，是即使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仍然會有相當比例的人口被擠出就業市場。這並非單純的失業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運作方式都可能出現顛覆性的改變。我們首先必須誠實承認，既有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模式，未必足以應對正在到來的衝擊。
其中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問題，是AI不只可能取代勞動力，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繞過傳統「人類作為消費者」的角色。過去很多人以為，即使企業大量使用AI生產，最終仍需要人類去消費產品，因此整個經濟循環仍會回到人身上。但今天我們開始看到另一種可能：科技公司裁減人手後，把資源轉投購買其他科技公司的產品與服務，用來訓練自己的AI；對方賺錢之後，又再把資金投入另一套系統和模型。結果是，資本、算力、技術與平台之間形成一種高度集中的內部循環，漸把人類勞動力的參與排除在外。
若財富主要積聚於少數科技企業及其背後的股東，而未能有效流向廣大社會，問題便不只是失業，而是一般人既無法參與生產，也無力參與消費。最終，社會的議價能力會愈來愈集中在少數掌握技術、資本與知識的人身上；至於那些未能配備AI知識與專業能力的大多數人，則會逐步失去位置。
關於這個問題，學界與政策界談論「全民基本收入」已經很多年。但這套制度要真正落實，遠比口號複雜得多。以美國為例，大型科技企業若賺取龐大利潤，政府理論上可以透過徵稅再分配，補助受衝擊的產業工人，例如礦工或的士司機。這在本國政治上或許尚可討論；但若涉及全球再分配，將稅收用於支援發展中國家，美國選民幾乎不可能同意。問題於是變得更加尖銳：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沒有足夠強大的科技企業可供徵稅，也缺乏資源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若這些國家又沒有能源優勢、沒有資源優勢，而廉價勞動力又因AI而失去吸引力，它們便可能被進一步邊緣化。
到最後，AI帶來的危機，未必只是不少人找不到工作、賺不到錢，而是更多人會開始懷疑：自己還有甚麼用？自己是否仍然被社會需要？下一代還有沒有值得期待的未來？這種關於存在價值的焦慮，可能才是AI時代最深層、也最難處理的危機。
AI已經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而最殘酷之處在於，它不會等所有人準備好才開始，也不會因為有人跟不上而回頭。這是一條單程路。失業與生計固然是眼前問題，但比這些更深的，也許是當人愈來愈不知道自己有何價值、為何被需要時，整個社會將如何重新理解人的位置。這個問題，不應只留給年輕人自己承受，而是需要整個社會更多有識之士，盡快正面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