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五四運動103周年，中港均有官方及民間團體紀念、弘揚「五四精神」。這場源於一戰後巴黎和會的學生示威運動，開啟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令民主與科學成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不過，對於百多年前剛從封建「解禁」的中國社會，「民主」一詞到底代表了甚麼？
「小五四」與「大五四」相輔相成
對於學者來看，五四運動其實有「小五四」與「大五四」之分。「小五四」固然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敦促當時的北洋政府不可簽約，並要求懲處相關官員。而「大五四」則是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由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掀起中國新思潮，亦即新文化運動。
學者指出，狹義的「小五四」社會行動與廣義的「大五四」思想改造，相輔相成，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缺一不可的環節。雖然「民主與科學」長期來被官方視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但是深入歷史細節和後世學者的研究，精神內涵其實是「個人主義」。
陳獨秀：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
歷史上，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此時中國已經擺脫「封建束縛」，但人權、平等、民主的核心價值尚未「普及」。陳獨秀當時在《新青年》提出人權與科學並重，反對三綱，提倡理性精神，「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
去到1919年，人權與科學的口號，逐漸變為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廣為人知的「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認為唯有提倡民主與科學，方能使老朽的中國脫胎換骨、重新振作。
不過，「民主」一詞在五四時期具有極大的含混性和歧義性，沒有明確界定民主的內涵，很快就把民主歪曲成「多數人的要求」，欠缺程序以保障少數人及制約權力。而對德先生（民主）理解的最明顯爭議，就是從解放論（liberation）的角度詮釋民主。個人解放與自由民主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解放以抗爭為手段推翻舊體制，自由與人權卻不是終極價值。
胡適：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
在「大五四」時期，個人主義一度成為最具吸引力的思想流派，因為它鼓動「個人」優先於「集體」的新思維，與當時青年擺脫舊秩序控制的強烈慾望相互吻合，希望衝出壓抑自由的家庭場所，獲得自我的徹底解放。當年胡適就曾表示，「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 茅盾更明言「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
此外，當時在國難方殷與民族危機的處境下，許多人將「民主」視為達成國家富強、維護民族獨立的工具，相信只有國富民強、集中一切權力在領導者手上，才能挽救國家免於危亡的噩運。許多知識分子雖然被稱為自由主義者，但他們關懷的核心價值，卻是民族主義和國族富強，而不是自由與人權。
不過，「個人主義」在五四以後持續流行的時間相當短暫，很快就變得銷聲匿跡，隨著民國政府腐敗、社會主義興起、二戰激發民族主義，以及新中國的成立等等，當時等同個人解放的「民主」，就被「人民民主專政」所取代，現時中國民主指的是「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體現人民意願、聽到人民聲音」。
編輯：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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