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慧思這位英國最短命的首相，上任45天便被迫下台，她最大的爭議便是她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近乎於原教旨主義，未有審時度勢，固執地相信減富人稅可激活經濟增長，卻沒有政府財政支持，亦無視英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正在加劇，結果連國際市場也無法接受，英國人民更作出激烈反彈，令保守黨不得不向這位新黨魁逼宫。
問題是，卓慧思在保守黨有多少代表性？不要忘記，她在兩個月前競選黨魁時，不少保守黨黨員向她的政綱拍手掌，給她投下一票，期待她成為戴卓爾夫人第二。事實上，戴卓爾夫人的一套新自由主義主張早成為保守黨引以為傲的遺產，即使早前與卓慧思競逐黨魁的辛偉誠，一樣以戴卓爾夫人為榜樣。
究竟戴卓爾夫人主張和新自由主義是怎麽一回事？
戴卓爾夫人崛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的英國工會勢力強大，國營企業效率奇低，私人市場面對重重關卡。更甚者，經過戰後三十年凱恩斯擴張經濟時代的經濟榮景，到了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加深了當時的經濟滯漲。此刻，極度信奉自由市場的戴卓爾夫人乘勢而起，她要扭轉這個局面，遂推出她的新經濟藥方。
戴氏如僅靠她一人之力，當然難以把她的主張成為一個主宰世界的潮流，她的最重夥伴為時任美國總統列根，由他們這兩位英美領袖帶頭力推的新自由主義，即自由市場主宰論，原本只是一個經濟學上的「主義」，這次不僅改變了有關政府在治理上的意識形態，還全面擴展到社會各領域，這包括房屋、醫療、教育、文化，以及社會關系如勞資關系等。一切朝着企業化經營、講求績效與效率，工會受打壓，工人力量給大幅度削弱。
踏入八十年代中，屬蘇聯集團的東歐，特別是東德，民心思變。列根站在柏林圍牆上高呼拆掉這堵牆，戴卓爾夫人便跟着和他振臂一呼，共同須掃除任何阻礙資本流通的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法律規範、環保意識，以至國與國的疆界。如果無法拆掉柏林堵牆，結束冷戰，資本便不能全球流動，由西至東，全面滲透。
因此，「拆掉這堵牆」後，跟着有「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式展開，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進入黃金時間，至於冷戰時期受阻隔的地區也相繼發展緊密的經濟關係。戴卓爾夫人曾興奮地響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這已別無另類選擇了！」（There is no alternative!）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不僅要掃除阻礙資本流通的障礙，同時也要掃除另類社會的想像空間。
戴氏和列根所揮舞的旗幟就是自由，學術界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革命。其實，這場革命不新，有人把它看成是大蕭條前放任政策的回歸，並以全新姿態出現，反擊凱恩斯的鑲嵌型自由主義。批評者指這實在是一項極端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計劃，目的是要重建資本的累積，而且向全球推進；在政治方面，則是要恢復經濟精英在凱恩斯政策時代受到削弱的權力。
事實的確證明，由新自由主義帶動的去監管全球化和金融化，以求更快的資本累積，結果令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斷惡化，社會貧富兩極化，地域發展愈益不均。無論是民主體制還是獨裁政體，都面對着相同的衝擊。高失業、高通脹，已成為全球的殺手。思想家傅立葉早已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世界總資本積累以天文數字增長，遠遠超出世界總工資和總消費市場的增長。
換言之，資本過剩/生產過剩，才是導致世界性失業問題的核心原因所在。更何況，金融全球化令西方工業國紛紛遠離實體經濟。可是，作為世界主導者的美國，沒有對症下藥，反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量化寬鬆，令到全球經濟泥足深陷。
因此，近年不少人提出「脫全球化」，這即是要擺脫由國際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嘗試推行的另類全球化運動，這即是要去中心化，提倡多元理念，把新自由主義從神壇拉下來，建立「安全、平等、團結」的全球治理新範式。
就在這個背景下，卓慧思竟還欲以戴卓爾夫人的舊藥方去處理目前的英國經濟問題，怎不會引起民眾抗議，她的黨友政客亦因要保住選民而把她棄掉，但新自由主義思想仍如幽靈在保守黨內不散，靜待時候伺機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