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在本波疫情的抗疫反應遲鈍，成為了世界各國政府教科書式的反面教材。政府聲稱香港和其他城市不能比較：香港檢測能力有限及需要就封城問題與國際互動等等，這些當然都是香港城市獨特之處，也是抗疫時面對的困難點。但筆者更想以「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這個角度思考香港官僚制度的問題。
「電車難題」是倫理學上一個重要的思想實驗：當一輛正在行駛的列車即將撞死五名在前面路段修路的工人，橋上有一名胖子正在橋上危站，只要他跌入路軌的話就能擋住列車前進讓五名工人逃脫，但其就會被列車撞死。如果我們可以決定是否犧牲這一個不相干的人之性命以拯救另外五人，以下是兩個可能的情況：
1.是否主動把危站的胖子推下路軌，殺一人以救五人?
2.危站的胖子本來就快要掉下路軌，到底要不要把他拉回來救他一命? 但這樣就無法阻止五人死亡。
這裡涉及的是殺人(Killing) 和見死不救(Letting Die)的分別，多數人直覺認為，情況1所面對的道德責難比較大，情況2的話只需要「讓其自然發生」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似乎是比較合理的做法(當然也有人會認為不管怎樣也該把危站的胖子先救下來)。現在港府正處於這個兩難之中，並採取了如情況2的「見死不救」態度，背後其實是一種官僚不願承擔責任的考慮。
不論是採用「躺平」或「嚴控封城」之策，都或面對嚴重後果：宣佈正式與病毒共存並全面放寬所有控疫措施的話，全民感染只是時間問題，長者與長期病患之死亡率會急升，香港政府要負上「主動殺人」之道德責難；至於採用內地「封城禁足」的控疫對策，則要面對嚴重的經濟後果，造成的傷害或比前者更大。
當香港領導人都不敢承擔任何一個情況所造成的損失時，採用過往「行之有效」(縱使現在已完全無效) 之應對疫情方法，以不變應萬變，「讓其自然發生」(包括感染和死亡人數直線急升，附之進退失據的社交距離所造成的百業蕭條經濟半死不活)，就自然可免去因政令更改造成的道德責難，當然就是香港官員最佳的「自保之法」。
值得一提，毗鄰城市擁有1250萬人口的深圳，因為在上月累積了400個病例後果斷封城，七天後實現了基本的動態清零，市民的生活有序地回復封城前的狀況，甚至有人到街上放煙花慶祝。比鄰近城市高薪不知多少倍的香港官員，您們感到慚愧嗎?
參考書藉：《不對稱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