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之爭日見嚴重，極端意識形態在國內的影響有加劇之勢。以下幾種思潮，國家如控制不當，將出現顛覆性的錯誤：
第一，「極端的新自由主義」，這種思潮的擁護者認為：經濟增長和自由競爭是一個國家強大的核心價值。政府應放任市場機制進入社會的各個領域、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國有企業亦應由資本營運以達致效益最大化等。這個論調在1980年後由列根總統和戴卓爾夫人首次提出，並在往後的數十年席捲整個世界，中國也曾受惠於這個主張並獲邀加入世貿，經濟發展得以快速成長。然而，過度的市場化將導致國家不可能避免出現嚴重的貧富差異和社會不公。貧富差異是社會動亂之源，故新自由主義也已被世人認識到其局限所在。另外，國防，基建等行業雖可適度市場化以吸收資本力量和企業參與，但資本只會向利潤方向走，不會為社會主動進行長遠的發展規劃，這些重要產業的政策，由政府主導仍是關鍵。
第二，「左派民粹主義」的興起。這種意識形態過份強調公平，希望縮小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著眼不足。左派民粹主義很容易發展成福利的過度擴張和社會支出大增，例如社會上總會有某些工會組織，要求不斷提升最低工資以保障工人，有時根本忽視了資本家的負擔能力，或因為盈利預期太低失去發展的誘因，最終也是傷及整個社會。歐洲的福利制度面臨巨大困難，正是左派民粹主義的結果。這種思潮也會影響企業的效率：市場化資本主義下，企業人員薪水十分懸殊，高管的年薪達到基層員工的500倍也屢見不鮮；但當走向另一極端，因民粹壓力而把管理層的工資壓到非常低的水平，則必影響到人才錄取和激勵，使企業發展難以持續。
第三，亦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激進的政治自由主義」。這種思潮高舉個人自由不可侵犯，甚至要求人民可以對政治作「無限度參與」（意指社會大小事情都由民主程序去決定）。以香港為例，2019年的社會衝突中，政治自由主義者把社會的種種問題視為威權主義的結果，認為通過西方民主進程，用民主化制約政治權力，問題將迎刃而解。但是，一個社會的問題有極為複雜的原因，當中涉及經濟金融環境、文化習俗、歷史、地緣政治局勢等，這些政治自由主義者往往脫離了中國現實，把西方之發達，完全歸因於民主化，刻意忽視西方體制的弊端，也對一些實行了西方式民主仍然存在普遍腐敗貧困的國家視而不見。
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治發展的角色十分重要：它可論證執政黨的合法性、可引導執政黨的政策，也是人民評價執政黨的標準。當極端意識形態滲透國家每一角落，執政黨原有的政策將難以推行，其政權穩定性也會受到嚴重挑戰，不可不防。
參考書目：《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
